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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2-18 14:52:47 作者:肖市生 王海涛 来源:景德镇在线

知识传承的使命造就了大学保守的性格,使得大学的发展必然继承过去,但一味保守而不思进取,必将被时代抛弃。作为大学内部变革的领导者,大学校长如何超越大学组织之“守”实现大学之“进”,关系其治校之成败。

当前,大学在引领国家创新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我国虽已是高等教育大国但不是高等教育强国,这亦是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并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动因之一,2015年中央政府又再次推出了旨在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双一流建设”这一国家发展战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时间的积淀,但面对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20多年间就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事实,我们有必要对如何有效加快“双一流建设”进行冷静思考。如何为大学提供有利于大学按其自身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制度供给,以及大学高水平、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必需的资源是政府需要解决的宏观治理问题。然而,大学作为以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为核心使命、以智力劳动创造为活动特点的高度复杂的、存在多元利益诉求的学术共同体,在办学资源已经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其人才培养及知识创新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内部的治理体系及其治理的质量水平。长期以来,大学决策层因对上级主管部门高度依赖,忽视了大学自己在办学治校育人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习惯于把大学存在的问题推卸给政府或社会。这不利于大学问题的解决。

校长强烈变革精神有助大学建设

大学决策层尤其是负有“双一流建设”使命之大学校长应该直面大学在办学治校育人中存在的问题,勇于担负起大学内部治理的主要责任,积极推动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最高行政长官,对大学之成败、之进退、之兴衰具有决定性作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同样的体制和制度条件下,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有同样的行为,它们的表现不尽相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及其领导人的领导力效率的不同。在大学竞争加剧的时代,如何处理好大学改革发展进程中的“进”与“守”问题是摆在大学校长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所谓“守”,是指大学的墨守成规,缺乏改革需要的敏感和冲动。大学经历了由被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到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再到推动社会发展需要三个历史时期,由于知识传承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价值并能积淀成大学不能放弃的传统,大学似乎形成了一种抗拒变革的组织惯性,因而大学的“守”既有“守持”的成分,亦有“守旧”的成分。所谓“进”,是指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变革保持与时俱进,更需要通过变革引领社会发展。伴随着国家致力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亦成为大学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学作为负有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之崇高使命,既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又要守持大学属性并遵循自身运行规律,更应率先自觉构建科学的治理体系以提高治理能力。

扮演着引领国家创新发展角色的大学,其变与不变、改与不改,不仅决定大学能不能肩负好引领国家创新发展的使命和责任,更关系大学自己的兴衰成败。基于此,大学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改革中求进步、求发展。作为对大学办学治校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大学校长,尤其是负有创建“双一流建设”使命的大学校长,应当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求进弃守的变革精神和责任担当。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就职典礼演讲中曾说:“当大学不断地沉浸在自己的回忆当中,这个大学一定是没落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史,无不是在一代代具有变革与进取精神的大学校长领导下不断促进学校变革而走向成功的历史。例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始终是一任任校长在任期间的革故鼎新推动学校变革与时俱进,终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方阵的。柯南特领导哈佛大学改革教师聘任评价制度,奠定了哈佛大学研究型大学的地位;康普顿领导麻省理工学院建立基础科学教育,使其与工程教育相结合,为麻省理工学院发展成为理工科大学埋下了伏笔;雷文领导耶鲁大学以立志为全世界培养领袖人才的雄心大略,致力于大学的选贤任能和确定当务之急的改革,将耶鲁大学建设成为一所堪称全球榜样的大学。正是由于为追求更高目标而努力的变革进取型领导不仅是一种领导风格,更是一种领导力所在,变革进取型领导已经成为领导理论发展最为关注的领域。

高等教育发展史也是大学变革发展史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我国大学变革发展史。从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到90年代的高校合并,从单科性大学到综合性大学,从专注于专业教育到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从自上而下的简单管控模式到现在强调民主法治及效率的治理模式,等等,无不是大学变革的结果。就我国大学的发展而言,来自大学校长推动下的内部主动变革其效果要远大于来自外在压力下的被动变革。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杨叔子院士基于笔者关于“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的研究成果评价到:这些年来,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分别是相应院校中发展的最好的院校。事实亦然,湖南师范大学正是在张楚廷校长的领导下不断变革,才从众多不知名的地方师范院校中脱颖而出成为“211”院校。湖南师范大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张楚廷校长的积极变革分不开的,是与其对大学发展需要的准确把握分不开的。

大学是一个需要变革的组织,但同时大学又是一个“守旧”的组织。作为极具稳定性的机构,大学“守旧”的表现是以继承为前提的,这使得大学在继承过去中表现保守,在适应社会中表现被动。组织保守的倾向是大学内部抗拒变革力量的主要来源,这一倾向使得大学在变革中步伐沉重。即便是早已闻名于世的牛津大学也难以抗拒这种组织保守的惯性。面对18世纪英国迅猛进行的工业革命,牛津大学似乎并不为之所动,绅士和神职人员的培养仍是其教育的主要目的,古典课程仍是其教学的主要内容,自然科学技术则一直被拒之门外,内忧外患之下,牛津大学走向衰落。迫于逐年下降的学生人数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牛津大学不得不逐渐增加自然科学的课程,从而有所发展。组织保守的特性使得牛津大学缺乏主动变革的意识,以消极被动的行动回应,难免会再次陷入落伍之危。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艾略特所言:“一所大学出现停滞现象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良好的过去使我们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取,那将更加可怕。”哈佛大学创办之初不过是传统英国大学的复制品,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受传统英国大学保守思想影响,神职人员的培养也是其主要教育目的,这使得当时的哈佛大学备受挑战。之后在艾略特、柯南特、博克等前后28位大学校长大刀阔斧的改革下,才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特色”的大学典范。可见,只有克服大学组织的保守,大学校长才能引领大学通过变革走向成功。

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知识传承的使命造就了大学保守的性格,使得大学的发展必然继承过去,但一味保守而不思进取,必将被时代抛弃。作为大学内部变革的领导者,大学校长如何超越大学组织之“守”实现大学之“进”,关系其治校之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全国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学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大学校长尤其是担负“双一流建设”使命之大学校长提出的要求。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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